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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苏商企业家】:儒商张謇

作者: ?时间:2013-4-12 12:56:50

【苏商企业家】:儒商张謇

来自: 凤凰视频

摘要: 张謇开创出令孙中山自愧不如的事业,几百万人因此受惠。一个读书人的华丽转身,成就了一代儒商。

  42岁状元及第那一刻,也即猛醒并唾弃科举之时。转向实业,转向教育,转向慈善事业,开创出令孙中山自愧不如的事业,几百万人因此受惠。一个读书人的华丽转身,一代儒商的博大胸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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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03年5月,日本大阪劝业博览会。一个拖着长长的辫子、穿着长袍马褂的清国人忙碌穿梭其间。他八进博览会现场,参观了机械馆、工业馆、水产馆、通运馆等,对启迪未来的新技术、新产品,表现了浓厚的兴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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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就是有“状元实业家”之称的张謇。时年50岁的张謇是第一次来到日本,他应邀参加此次博览会,自费前来。除参观博览会外,他还去视察日本的学 校和工厂,继而赴东京、北海道考察垦牧情况。当月的《大阪朝日新闻》毫不吝啬地赞叹:张氏之行,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泛泛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,此乃知识精英 兼实行之勇士观光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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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日甲午一战,让张謇看到两国的巨大差距,向日本学习成为此行的主要目的。在长达70天的时间里,张謇“虚着心,快着眼,勤着笔”,先后踏足长崎、神户、大阪、名古屋、东京、横滨等20多个城市,参观了30家农工商企业和35家教育机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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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前一个月,江苏通州师范学校开学。四年前,大生纱厂开机。张謇说,他从德国“铁血宰相”俾斯麦那里得到启示——教育救国,要办教育,不能赤手 空拳,只有先办实业。于是,他提出了“父教育,母实业”的观点,以实业利润反哺教育,以教育人才推动实业发展。无论是民办实业还是新式教育,在20世纪初 始的中国,都是新鲜事物,如何一一发展起来,没有先例可循。日本之行,为他的“南通实验”,提供了丰厚的经验。此后20年,在南通,张謇不仅创办了数十家 企业,成就商业帝国,他还用企业的利润和自己的收入,创办了240多所小学、6所专科学校、1座博物馆、1座图书馆、1个气象台和16家慈善组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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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謇何以对教育和慈善事业如此钟情?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认为,因为张謇是一位儒者,忠于儒家的教诲。一直读圣贤书的张謇,的确不忘自己的儒者身 份,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,按他自己的解释,就是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,要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。大生纱厂 的名字就来源于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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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母实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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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日本评论家鹤见佑辅第一次见到张謇时,如此描述张:“首先映入眼帘的,是晒得黝黑的脸、俊秀的鼻子、紧闭的嘴和瘦削的稍高的颧骨,下巴大,显现出一种坚强的意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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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一位来访者也表达了类似的印象:“半秃的头顶使他的突出的前额更为明显,显示出他坚强的意志。当他开始讨论一个问题时,他的眼光透出乐观、热情、智慧,偶尔也带着一点梦想。那留着胡须的坚定的下巴显现出他的果敢决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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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坚强的意志”,成为张謇呈现给外人的第一印象。这似乎有些意外,因为张謇毕竟是一介书生。从1853年出生,到1894年中状元,41年间,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和赶考,这个过程与“坚强的意志”无关,而仅仅是读书人的本分。但是,当前途不可限量的状元抛开读书和做官的本分,投身于陌生的工商 实业和商界,他的“坚强的意志”的确显现出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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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1岁的张謇中了状元,名满天下,官居六品,职位是翰林院修撰。他那务农兼做小生意的父亲,听到这个天大的喜讯后,兴奋地撒手人寰。但张謇本人 却没有范进中举般兴奋,他的内心反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。他一介贫寒子弟,科举之路并不平坦,16岁中秀才后,又苦读26年,进出科场20多次,方才一举成 名天下知。而这一年适逢中日甲午海战,中国大败,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张謇哀叹,“以我剥肤之痛,益彼富强之资,逐渐吞噬,计日可待”。为了反制日本军事侵 略后的经济侵略,在面见两江总督张之洞时,张謇提出中国应尽快建立自己的工厂。1895年,在张之洞的授意下,张謇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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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状元之前,张謇多年跟随提督吴长庆,任机要文书,并不曾涉足经济和实业。当张之洞提出由张謇回乡创办工厂时,张謇不敢贸然答应,因为自己仅仅 是一介寒士。犹豫数日,他还是答应了。原因是,书生被世人所轻视,只知道空言,而无实际本事,身为士大夫,他要为书生争口气。更重要的是,他认为“求国之 强,当先教育”,“图存救亡,舍教育无由”,奈何掌权者和拥有财富的人,心不在此,并无积极性,他只能自己办实业,有了资金再办教育。虽不懂实业,仍咬牙 坚持,期待走出一条新的报国之路。因为他对政治越来越灰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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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状元的那一年,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,文武百官出城迎驾,恰遇大雨,上至七八十岁的老臣,下至年轻官员,无不冒雨跪在雨水里,慈禧却对大雨中 的大臣视若无睹。张謇愤愤不平,后来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表示,“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,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”。尤其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,户部尚书 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罢黜,永不叙用,让他倍感心寒。张謇视翁同龢为恩师,他能中状元,翁有很大功劳。他决定彻底告别官场,“三十年科举之幻梦,于此了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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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1895年筹办,到1899年开机,筹办大生纱厂的四年,张謇单为筹集资金,就已焦头烂额。招股计划高达50万两,这不是个小数目。张謇既是 大生纱厂的创始人,也是股东,只是他的股金不过区区2000两白银,其中的600两还是另一位创始人垫付,他的这点股金只占公司全部股金的0.4%。虽有 官家在背后支持,但张謇在商界并无人脉,亦未积累信誉,南通和上海两地的商人并不肯轻易出钱参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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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謇独子张孝若后来回忆:“这四年间,我父奔走南京、湖北、通、沪各处,白天谈论写信筹画得手口不停,夜间又苦心焦想,翻来覆去,寝不安枕;官 绅的接洽说话,一天几变,捉摸不定。有钱人的面孔,更是难看,推三阻四。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,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。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。所 谓人情冷暖,世态变幻,我父是亲尝而身受了,又是气愤,又怕办不成功….所以我父亲最初最大的成功,是完全建筑在坚忍的、勤俭的毅力上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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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,何况他已年近50岁,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, 创业极有可能半途而废。后来,他对下属说:“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遇,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,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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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历经四年艰难,张謇终于把大生纱厂建了起来,可喜的是,纱厂第二年就实现了盈利。而同时期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七八家。清朝一共出了114位 状元,亲自开办工厂的,除了张謇,还有同治状元陆润痒,只是他热衷的是仕途,仅仅办了两年多的工厂,就重返官场。而张謇,办了两年多的工厂,又开始积极筹 办通州师范学校,与实业相比,张謇更感兴趣的是教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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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父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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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筹办通州师范学校之前,张謇曾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,希望政府兴办新式学校,他甚至还拟定了兴学的次序和中小学的课程。但刘坤一身边的官员极力反对,上书未被采纳。张謇在日记中写道,这反而激发了他自己办学的热情,“乃谋自立师范学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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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若不是科举,他只能像父辈那样一辈子务农。但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,公然提出“废科举,兴学堂”。众人觉得骇人听闻,他倒是泰然处之。在他看来, 科举制度之下的读书人,“从小到老,从读书到做官,埋了头,捧了书,执了笔,只是为了赶考;先关在家里,再关到场里,拿一个人的活气灵气,都斫丧完了”。 1900年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落荒而逃,感到帝国的摇摇欲坠,为了免于顷刻间的倾倒,才在一年后勉强推行了一场“新政”,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教育 等方面。1902年,清政府颁布了《钦定学堂章程》,规定了小学、中学和大学的目标、性质、年限、入学条件和课程设置等内容。事实上,章程并没发挥多大作 用,政府官员对新式学校仍抱有敌视的态度。不过,这对张謇创办新式学校提供了政策支持。在办学上,张謇绝不盲目、随意,反而思虑缜密。他对周围人说,普及 教育就要多办小学,办小学需要师资,所以首先应办师范学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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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謇戴着小帽,穿着青衣,坐着独轮小车,亲自选择办学地点,最终选了败落的千佛寺,一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寺院。接着对寺庙进行改造和新建, 他甚至亲自参与测量、设计绘图。1903年4月23日,通州师范学校本科生复试,试题由张謇亲自拟定。当日监考老师中的一位年轻人,日后成为了名震华夏的 国学大师,他就是王国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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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学校开学前一晚,张謇亲自拿着锤子,为每个学生宿舍钉门牌,一直忙到后半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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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位叫陈衡恪的人也来此当了老师,任教四年,教的是博物学科,他是着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哥哥,后来成了着名画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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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03年张謇赴日考察时,专门为师范学校聘请了十多位日籍老师,足见他对师范学校发展的用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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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筹办开学,到1907年,通州师范学校的办学经费多达18万两白银,三分之二来自大生纱厂的分红,三分之一是张謇、张詧(张謇的三哥)等人的 捐款。张謇说“家可毁,师范不可毁”,因此他格外注重师范学校办学经费的可持续,多次董事会会议专门讨论办学经费。1911年,张謇提议,通海垦牧公司的 450股作为校产,捐给师范学校。通海垦牧公司由张謇创办于1901年,开垦海边的滩涂,直到1910年才开始盈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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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謇鼓吹新式教育,但如何更好地发展,终究没有可借鉴的模式,赴日考察,提供了一次机缘。到达日本的第一站是长崎,张謇下了船便立即访问私立鹤 鸣女子学校,教学内容、师资、学生和经费等各个方面,他都一一询问。此后,他还访问了幼儿园、小学、女子师范学校、工业学校、医学校、染织学校、商业学校 和高等师范学校。学校建筑和课业内容,他都详细地问清楚;学生所用桌椅的尺寸,他亲自测量并记录下来;即便是厕所,他也仔细查看。这是一次“取经”之旅, 张謇以所看和所学,几乎把日本的办学模式和内容复制到了南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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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日本归来的第二年,张謇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,还在出生地海门常乐捐资创办了第一所小学。创办小学时,张謇对施工工人提出了严厉的要求,“30 年不要动斧头凿子”,此后遇到台风,周围房屋倒塌,唯独学校的建筑屹立不倒。接下来的几年他还出资创办了铁路学校、农业学校、商业学校、银行专修学校等。 受张謇影响,他的夫人拿出私房钱捐资办了一个幼儿园和一个小学,他的儿媳妇也捐资办小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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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10年,张謇在一篇呈文中详细论述了实业和教育的关系,“工苟不兴,国终无不贫之理,民永无不困之扰。苟欲兴工,必先兴学,教育者为万事之母”,“以实业辅助教育,以教育改良实业,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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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生纱厂开机后的23年里,获得纯利1161万两,1907年开机的大生二厂,在此后的15年里,获得纯利500多万两。尤其是1913年到 1922年,因为世界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,国内纱厂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。庞大的利润以及张謇的丰厚收入,支撑了南通教育的快速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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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惟赖慈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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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12年,是张謇的六十大寿,从年初到年末他都忙得不亦乐乎。几个月前,在武汉的轮船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滚滚战火,他从一个立宪派转向了共和 派。张謇剪掉长长的辫子,先是到南京见孙中山,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,接着又到北京见袁世凯,在袁的授意下,曾经的清朝状元替清朝皇帝溥仪执笔了 《清帝逊位诏书》,随后任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。中华民国元年,张謇在政治上相当得意,但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长江口的南通和南通人,他筹划着在南通建 立更多的慈善机构和学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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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十寿诞,原本值得花巨资隆重地庆祝一番,他却把宴客的钱和亲友的馈金一并拿出,建立了南通第一家养老院。他还约定十年后的七十寿辰再捐赠一所 养老院,1922年南通第三养老院如约建造。其间,第二养老院由张謇出资建造。第一养老院能容纳120人,十年间在此养老的有250多人,第三养老院则能 容纳146人。谈到创办养老院的原因,张謇说,“慈善事业,迷信者谓积阴功,沽名者谓博虚誉,鄙人却无此意,不过自己安乐,便想人家困苦,虽个人力量有 限,不能普济,然救得一人,总觉心安一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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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寿过后没多久,张謇又亲自忙着筹建并规划残废院和盲哑学校。对于残废院收养的人,张謇规定凡是残废者,不论年龄,不论籍贯住所,均可入院,包 办吃饭穿衣。创建一所慈善性质的盲哑学校,是张謇多年的心愿。早在1903年,张謇赴日考察时,曾专门考察过日本的盲哑学校,此后致信江苏按察使,希望官 方兴办盲哑学校,未果。1911年赴北京之际,又考察烟台芝罘盲哑学校。用时四年,狼山盲哑学校建成招生,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所盲哑学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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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12年,除了筹建数所慈善机构,张謇还一口气筹建了数所学校,包括医学专门学校、纺织专门学校、水产学校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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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前,张謇创办的慈善机构只有育婴堂,1906年建成,专门收养弃婴和赤贫家庭的孩子,两年后收养婴儿多达1500人。从1912年开始,慈善 医院、贫民工厂、济良所、残废院和戒毒所先后创建。有外国人到南通参观后,发现南通街头没有乞丐、醉鬼、流浪者,原因是,一则农工商企业吸收了绝大多数劳 动力,二则孩子都有学可上,三则慈善机构收治了老弱病残群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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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些慈善机构的费用,都是张謇和亲人的私财捐赠。用他的话就是,“系自动的,非被动的,上不依赖政府,下不依赖社会,全凭自己良心去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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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育婴堂建成之时,张謇选择了一个新的捐资办法,即卖字筹钱。当时计划每个季度卖字得500两即可,一年便有2000两的收入,足够收养一百多名 婴儿。此后,他还登报启事,为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卖字筹钱。1922年,大生集团开始亏损,张謇的分红和收入迅速减少,直接影响了慈善事业,他再次登报卖字 筹集善款。原本限定一个月的计划,持续了两年多,直到1924年张謇已是72岁的高龄方才停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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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去世前一年,即1925年,张謇公开说,20多年中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工资和分红,高达150多万两。张詧也参与了张謇的教育慈善事业,捐钱多达八九十万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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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謇说:“国家之强,本于自治;自治之本,在实业教育,而弥缝其不及者,惟赖慈善。”在他看来,实业、教育和慈善,三位一体,构成现代地方自 治,也构成了“南通模式”。张謇耗费后半生,将南通发展出现代的模样,成绩斐然引来无数瞩目,不少实业家竞相学习模仿,荣德生、卢作孚、穆藕初和范旭东 等,后来都学得有模有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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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失败的英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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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读了几十年的儒家经典,张謇是地地道道的儒者,对于金钱,他遵循的是孔子的“以义导利,以义去恶”。在他看来,“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,要会用钱散钱”。而他的一生,为了教育,为了慈善,散尽家财,的确做到了这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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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为儒者,他对自己的要求甚高,不赌博不喝酒,所好者除了读书写字作诗,就是听京剧。他生活节俭,吃饭以素为主,平时穿布衣布鞋,衣服破了总是 打补丁后接着穿。有公司职员后来回忆,张謇跟人说话并不颐指气使,很有礼貌,脸上总是带着笑容。他一生脚踏实地做事,当地百姓始终记得他的好,没见他做过 坏事。只是晚年传出的一件绯闻,增添了人生的故事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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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14年,张謇创办了女红传习所,设有速成班、普通班、美术班和研究班,并请到有“神针”之誉的沈寿做所长。沈寿是清末民初的着名绣娘,慈禧 太后七十大寿时,其绣品作为寿礼上贡。慈禧大加赞赏,亲笔写“福”“寿”两字赠予沈寿。1915年,沈寿绣的《耶稣像》,参加美国旧金山“巴拿马—太平洋 (601099,股吧)国际博览会”展出,得一等大奖。对这位才女,张謇十分爱其才华,多有诗文唱和,有的颇具缠绵情致,引起沈寿丈夫余觉的不满,遂指控 两人有绯闻。该事件经过一番沸沸扬扬之后,归于平静,张謇的声誉并没有因此受损。瑕不掩瑜,他仍是一个英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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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22年,张謇迎来了70大寿,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峰。在北京、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,投票选举“最景仰之人物”,张謇获得最高票 数,要知道当时“国父”孙中山还健在。这一年,张孝若到上海拜见孙中山,孙对张说,“我是空忙,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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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积攒近30年方达到人生高峰,而之后,则是直线下挫。1922年,纺织市场风云突变,出现了棉贵纱贱的现象,大生纱厂(后来改称大生一厂)和大 生二厂都出现了亏损。在企业财务危机之下,张謇四处融资,却障碍重重,因为之前企业已经债台高筑。大生一厂和二厂,在开机后都实现了盈利,利润一直丰厚, 这让张謇雄心勃勃,投资创办了数十家各类公司,但多数都没有盈利。企业盈利时,利润大多被股东分红,同时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,市场一旦不好,资金链极有可 能断裂,企业发展顺风顺水惯了,而没有懂得“现金为王”的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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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謇在最后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,他说,南通的一风一雨,一冷一暖,都与他的事业有关,有的“要雨”,有的“要旱”,他已不能两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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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謇以七十多的高龄奔波了三年多,企业仍没能起死回生,大生一厂负债达到了9万多两,已经资不抵债,不得不由债权人接管。他不得不被迫退居二线,做了名义上的董事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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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于张謇的一生,胡适给予了一个公正的评价:“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,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。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 路,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,养活了几百万人,造福于一方,而影响及于全国。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,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,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 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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